马尔萨斯在成长过程中受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等人影响较深，并进一步基于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观点发展出了他的‘一元神’信仰观与‘人口理论’。
而在不列颠经济学界的另一大派系中也有着较为明确的传承顺序。
如果把他们的顺序按照时间线列出了，则又是另一种性质的星光璀璨了。
这便是以亚当·斯密为开创者，杰里米·边沁为第二代，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为传承者，大卫·李嘉图为集大成者的不列颠古典经济学发展脉络。
边沁先生在伦敦大学办讲座时就曾经自豪的对着听众们夸耀过：“我是詹姆斯·密尔精神上的父亲，而密尔则是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
而这一派的学者也是推动伦敦大学成立的骨干力量，如果套用东方文化的概念，这便是伦敦大学刻在骨子里的山门道统。
在极为看重校友关系的不列颠社会中，不论亚瑟承认还是不承认，从他踏进伦敦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打上分类标签了。
正如东印度公司倾向于录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不列颠极端保守势力对伦敦大学的厌恶也是一贯的。
不过作为在经济学领域长期争锋的对手，马尔萨斯与伦敦大学系的一众人马关系倒还不错。
虽然李嘉图常常在经济学观点上和他唱反调，尤其是在《谷物法》问题上，李嘉图坚定认为废除《谷物法》有利于经济增长，而马尔萨斯则强调地主对国家的重要性，坚决维护《谷物法》和提高粮食限价。
但这种观点上的冲突并不影响他们俩成为一对感情深厚的好朋友。
而更令人奇怪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两位经济学家到底是怎么搅到一起的。
论出身，马尔萨斯出身于典型的不列颠上层家庭，而李嘉图则是受歧视的犹太移民。
论教育，马尔萨斯是剑桥的杰出毕业生，硕士学位持有者，剑桥耶稣学院院士。而李嘉图只在荷兰读过两年商业学校，对于经济学的了解除了自学以外，便是来自14岁后跟随父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操盘的实操经验。
哪怕是以性格而论，两人也是天差地别。
李嘉图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作为一位退休时坐拥160万镑财产的股票经纪人，他在工作之余的情感生活也很丰富。在玩转股票的同时，周旋于几位夫人小姐之间也是他的必修课。
而马尔萨斯则由于先天性的兔唇和口齿不清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再加上他还是一位拥有坚定信仰的牧师，所以他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哪怕是在社交宴会上也表现的像是个不折不扣的伦理学家。
至于在学术方面，马尔萨斯过着典型的学院派生活，但他的学术报告通常会运用大量观察到的现实事例。
而李嘉图虽然生活经历丰富，甚至还做过几年议员，但是他却是个如假包换的理论派。
至于在社会声誉方面，二人更是一个天一个地。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出版后饱受争议，人们指责马尔萨斯在书中为天花、奴隶制和溺婴等罪恶辩护。而这种舆论声浪更是在他宣布结婚后达到了高潮，所有人都在讽刺他在提倡控制生育率后自己却践行了这种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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