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马尔萨斯还认为私有制同样是由于人口自然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与人类相伴相生，是无法消灭，也是不可消灭的。并且，它也是维系人口增长与人口生活质量增长之间平衡的最佳方法与制度。
而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马尔萨斯还以远东地区的饥荒、流行病和美洲殖民的杀戮进行举例。
马尔萨斯的这番言论一抛出来，主张用古老道德准则来促进社会公平的湖畔派当然不可能饶过他，而拜伦、雪莱等反抗者自然也对这种血淋淋的学说加以抨击。
大伙几乎一致认为，他这是在支持政府对穷人的漠视，破坏公共福利的建设进度。
但是与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抨击相反的是，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现了马尔萨斯的价值。
18世纪最伟大的首相小威廉·皮特因为马尔萨斯放弃了‘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古典经济学观点，并主动放弃了他一直力推的加大赈济力度的新《济贫法》。
而东印度公司则在海利伯里学院为马尔萨斯单独开设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并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
如果仅仅是就学术层面而言，即便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不乏谬误，但是他依然不失为一位大师级人物。
但如果是从社会层面而言……
哪怕以亚瑟身边而论，他的朋友，狄更斯、迪斯雷利、大仲马乃至于埃尔德·卡特先生，基本上都曾经发表过对马尔萨斯的批评言论，他们视马尔萨斯为遭成穷人苦难的重要推手之一。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是从伦敦大学的角度看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伦敦大学系的不少人，无论是领头羊杰里米·边沁、布鲁厄姆勋爵，又或者是即将出任伦敦地区检察总长的查理·奥斯汀，大法官私人秘书埃德温·查德威克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这些功利主义者认为在悲观事实的面前，人的同情心完全无济于事，如果马尔萨斯的观点最终被验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并不介意在《济贫法》上继续动刀。
亚瑟正想到这里，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泡在利物浦海关署各种文件里忙碌了好几天的约翰·密尔挂着黑眼圈推门走了进来。
“亚瑟，是有什么急事找我吗？海关署昨天下午又送了一大批新文件过来，如果多耽误一会儿，恐怕我们得四五天才能弄完。”
亚瑟笑着开口道：“约翰，关税的事情，不用太着急。实在不行，就让海关署派人过来帮咱们梳理。你和会计事务所的学徒们忙了这么久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密尔一边倒着茶一边开口道：“亚瑟，你肯定是被那枚石子伤到脑子了，要不然怎么能说出这种胡话？让海关署自己查自己，他们能查出什么东西？”
亚瑟回道：“他们查不出也没事，大不了我就向伦敦主动请辞，让他们换个人来利物浦做事。况且我的眼角还开了个口子，他们要是不‘体谅体谅’伤者，那可就太失礼了。”
密尔灌了口茶，长出一口气道：“虽然你受伤这件事十分不幸，但要不是伱眼角的这个口子，估计利物浦的海关署也不会把剩余的文件全都送到我这边来。光是这两天清点出的新数额，就又多了三千六百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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